2019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在多個重要場合作出了做好備戰打仗工作的指示。備戰打仗不僅是軍隊的事，需要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重溫毛澤東當年“黨委要抓軍事”的思想，對激發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搞好國防建設的責任意識、做好新時代人民戰爭準備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了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總結講話，這是他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領導工作方法的過程中產生的一個重要文獻。在其中的第30條方法里，他明確指出：“黨委要抓軍事。軍隊必須放在黨委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深刻體現了毛澤東在和平建設時期對黨指揮槍原則的一貫重視和人民戰爭思想的創新發展。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堅持并發展了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黨委抓軍事工作的優良傳統，逐步建立起了地方軍事工作由地方黨委系統和軍事系統共同領導的雙重領導體制。20世紀50年代初設立各級人民武裝部時就規定縣委書記兼任縣人民武裝部政委，區委書記兼任區人民武裝部政委。1958年黨中央進一步規定，省軍區、軍分區和縣(市)人民武裝部這三級軍事機關，除了保持軍事系統的垂直領導和隸屬關系外，同時還是同級地方黨委的軍事部，受同級地方黨委領導，并由地方黨委書記兼任同級軍事機關的第一政治委員，為地方黨委抓軍事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組織和機制保證。

　　黨委抓軍事工作，是我們黨的一貫做法，但在新中國成立后遇到了新問題。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武裝斗爭成為革命的主要形式，我們黨對革命的領導權，最主要的體現為對軍隊的領導權，全黨都必須抓軍事工作，主要精力用于抓軍事工作，“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上，全黨主要注意力轉向國家建設，軍事工作的關注度下降。對此，周恩來1957年底曾說：“這幾年來，我們黨更多地注意了建設工作，注意了階級斗爭，對軍隊工作管得少了些，這是個缺點。”

　　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一直高度關注，認為即使在革命戰爭已經結束、黨的主要工作是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情況下，也不能放松領導軍事工作的職責，要主動把它抓起來。1953年5月，毛澤東給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去信說：“在中央會議中，每月或每兩月，應有一次軍委的議程。”要求把中央會議定期討論軍事工作問題，作為一項制度加以確立和堅持，強調了黨中央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指出：“黨委要抓軍事。軍隊必須放在黨委的領導和監督之下，現在基本上也正是這樣做的，這是我軍的優良傳統。做軍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黨委抓這項工作的。只是因為忙于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工作，近幾年來我們抓得少了一些。現在應當改善這種情況。辦法也是一年抓幾次。”這段話的核心思想就是，全部軍事工作都要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領導機關都要重視軍事工作，發揮好國防建設以及人民戰爭的領導核心作用。

　　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國家總體安全形勢的惡化，毛澤東更加強調地方各級黨委在戰備工作中的重要領導作用。他認為，中國這么大，戰線這么長，只靠中央指揮幾百萬解放軍來應付帝國主義的大規模入侵根本不行，需要各級地方黨委廣泛發動群眾，才能使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各級地方黨委抓軍事工作，承擔起領導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的責任，是把全體人民組織調動起來支持國防建設的根本保證，對于落實人民國防人民建的方針，完善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實在是搞好戰備的關鍵環節。1963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聽取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匯報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情況時，提醒在座的領導同志“總是要注意軍事，只搞文，不搞武，那個危險。各大區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們要準備打仗”。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部署全國戰備工作時，再次明確要求“地方黨委要搞軍事”，地方黨委書記不能做空頭政治委員，要切實承擔起抓軍事工作的責任，并批評說：“現在省、地、縣委都不講武了，只講文了”，一旦發生戰爭，就會手忙腳亂。直到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時還強調“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體現了毛澤東對地方黨委抓軍事的高度重視。